■刘笑盈
传播有三个关键要素:内容务实,受众愿意听;渠道开放,受众听得到;表达接地气,受众易接受。一个良好的舆论圈,有待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社会的弹性和包容度以及公众媒介素养的共同提升。
重大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一般具有社会性、危害性和高关注度,可能会威胁到系统正常运行,需要政府或相关机构迅速回应和快速处理。突发事件可以分为不同程度,也可分为不同周期。
突发事件处置时期,也是各类信息集中汇聚时期。新冠肺炎疫情舆论环境异常复杂,政府、各类媒体、组织及普通民众都是舆情参与者。网民有充分的上网时间(隔离在家),有信息消费与生产能力,更有上网表达的欲望。互联网使得疫情超越国界,世界深度互联。
此次疫情防控报道有几大特点:首先,信息量大,舆情高峰期信息每天可达数千万条,平峰期也有三四百万条,而疫情之前只有百万条左右;其次,热点多,瞬间集中度高,传播速度快;再次,信息混杂、话语多元、极端观点盛行,舆情线索多、分类难,各种舆论场、不同舆论圈热点此起彼伏,不同时期特点各有不同,对舆论引导是极大考验。
1、媒体多角度凸显责任担当
在提供现实信息图景的同时,媒体也体现出了更多的复合功能与责任担当。
提供救助服务。国务院客户端高速高效整合各类互联网+服务,实现了行政互联网化的新应急模式;人民日报、央视等推出“共同战疫”信息平台,尽可能让病患的求助得到回应和救治;以“健康中国”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在权威防控、一手信息通报方面作用显著;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机构自媒体在主流资讯之外提供了重要且及时的补充服务。
传递技术力量。在“封城”当天,多家新媒体在武汉当地进行了各个角度的视频直播和图文报道;数千万人在网上“围观”两山医院的建设;各类媒体开设的动态疫情地图等。
快速有效辟谣。各大媒体皆开设“辟谣专区”,新华社开设“求证”平台,腾讯新闻推出了“较真”平台新冠肺炎特别版及“疫情实时追踪”H5,集纳可视化地图、数据、辟谣、医疗等多个模块。社交媒体的功能不仅体现在信息服务、社会监督、反映民意上,还起到了情绪的“发泄池”“吐槽坑”的作用。
防疫期间,门槛极低的社交媒体也是最为复杂的舆情圈:在促进社会透明的同时也伴随着虚假信息,在追逐热点中也可能过于情绪化,在极端化的表达中撕裂着社会关系。正如张文宏医生所说,“过好日子就不能纠结于互联网”。如何加强网络管理,也在考验着社会的弹性、受众的理性和相关部门的治理水平。
2、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特征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尽管发生了艾滋病和埃博拉,21世纪流行病导致的死亡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石器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低。这是因为,人类对病原体的最佳防御不是隔离,而是信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可以清楚看出突发事件传播的一些新特征:
其一,舆情不仅充斥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且舆情走势与疫情走势高度一致。
其二,须强化对疫情与舆情关系的认识。“对于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而言,‘事件处置’和‘舆论引导’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互影响,难以分割。”事实上,“如果事件处置不力,则舆论引导难以奏效;同时,如果舆论引导不力,则会使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且可能激发更强烈的舆论”。这一现象可以称之为“双因叠加效应”。
其三,疫情中的舆情话题路线,尽管呈现出多元裂变的随机性特征,但还是有主因主线的。如在疫情舆情中,会顺理成章地解构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应急响应、公益组织、病毒致病机理和传播路径等重叠交织的若干话题。随着挖掘的深入、事态的发展,每个子话题又可能衍生出更多的派生话题,从而形成新的子话题。每个观察者都会对信息进行带有偏好的选择、裁剪、拼装、加工、润色、输出,形成不同的关注圈和舆论阵营。
其四,疫情中舆情发展的三条报道路线:一条主线即对事件进展的报道,两条辅线即政府的措施和各方的反应。如这次主线是疫情发展,政府措施包括封城、派医疗队、建两山医院、提高响应级别、建方舱医院、换将、应收尽收、复工复产、社区隔离以及政府权威信息发布,各方反应包括民众、媒体、国外等。通过三条纵线的横向连接,即可以看出报道情况。
其五,在“后真相”时代,情感表达在舆情中凸显。恐慌、害怕、焦虑、愤怒等在“情绪一致”和“过度共情”的心理带入中得到了放大,需要及时正面回应、释放事实、加强正能量引导来纾解。这也是对舆论引导原则的考验,比如第一时间、公开透明、口径一致、回应关切、人文关怀等。
总体而言,此次疫情防控中媒体的舆论引导是值得称赞的。
理由之一,舆情基本上是跟着防疫形势走的,没有出现明显的舆情干扰疫情处置的问题。舆论的主角不是官员、不是记者,而是专业人士。
理由之二,舆论圈总体正常。舆论圈有四种颜色,红(情绪)黄(谣言)蓝(真相)绿(希望),一个不好的舆论圈是红多黄多,而好的舆论圈是蓝多绿多,防疫舆论圈中后两者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前两者。
理由之三,相较于非典时期的信息传播,此时网民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渠道更加复杂多元,而媒体的跟进也更加及时、报道更加全面、与政府的协同互动也有所增强。舆论引导最大的保障,是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以最大的诚意保证了信息公开,媒体报道也更加积极主动。
当然,疫情中的舆情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媒体报道方面,也存在监督不到位、采访不到位、专业性缺失等问题。一个良好的舆论圈,有待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社会的弹性和包容度以及公众媒介素养的共同提升。
综上所述,传播是“有效沟通,创造语境,改变关系,获得同意”。传播不仅要传出去,而且要传得开、传进去,产生效果。关键三个要素,首先是内容要务实,受众愿意听;其次是渠道要开放,受众听得到;最后是表达要接地气,受众易接受。目前的传播环境已经从“寂静的山林”走入了“喧嚣的都市”,仅靠声音大已经不行,需要二次、多次传播才能成为主流声音。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