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
近日德国涉华舆论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德国每日镜报》刊发题为《西方必须证明它可以给民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文章,强调中欧之间良性制度竞争的意义,文章认为,如果欧洲能够有效解决自身社会贫富差别和分裂的问题,“就不必担心中国的崛起”。德国10家孔子学院的外方理事长或院长也于近日发表联合立场声明,强调孔子学院与德国歌德学院功能类似,作为学术、文化和社会交流的机构,对中德互相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应对此予以政治意义上的解读。这些理性声音,是以往德国涉华舆论少见的现象。
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关心中德关系的人士一度深感忧虑,主要的原因是中德相互交流与合作中的理解和认知赤字在不断转化为信任赤字,并被进一步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甚至朝抵触和敌意方向发展,一些人士担心,德国及欧洲政坛局部出现了“特朗普化”倾向。
客观上讲,如何定义和发展涉华关系对欧洲的确是个空前挑战,中国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历史少见,欧洲难以在自己圈定的“伙伴、竞争者或对手”概念中做出平衡选择,而媒体、智库和政界在中国发展面前似乎感受更多的是压力和威胁,就连德国一位多年在华担任高级外交官的政治分析人士都曾认为,“中国的经济正在逐渐粉碎欧洲的统一,西方的企业正在被挤出中国”,因此,“欧洲要共同采取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这显然是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
中国的发展对欧洲,尤其是对经济高度外向的德国是福音,而不是欧洲统一的破坏力量。数据显示,两年来外国资本流向中国股市的总量接近翻了一番,达到近6000亿美元。笔者从一些欧洲在华企业那里了解到,其在华业务疫后率先恢复,超过其在全球的业务状况,预计将支撑今年全年经营业绩。今年6月,欧盟在华商会与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20》显示,考虑把生产经营移出中国的企业从此前的15%下降到11%。这些都说明中欧经贸关系十分密切、相互倚重,不是“破坏的力量”。
中国更没有把欧洲企业“挤出去”的打算,相反在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支持欧洲企业在华投资经营。中国市场对品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企业在此获得成功需要在创新和质量方面付出更多努力,这是给包括欧洲企业在内所有企业提出的挑战,把这样的挑战加以政治化叙述只能使问题更加繁琐复杂,解决不了企业的实际问题。
欧洲在对华关系中的纠结很大程度上还来自美国。不少欧洲媒体很清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顶着疫情一趟趟往欧洲跑其实是“分裂之旅”,最终目的是“挤压中俄,分裂欧洲”,实现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维持全球霸主地位。说到底,美国习惯而且继续要在其全球战略中维持欧洲的工具意义,目前更是迫不及待地让欧洲跟着对付中国。为威逼欧洲选边站队,“老盟主”不惜对欧洲的领头羊德国挥舞制裁大棒。对德国和欧洲能源供给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溪-2”项目可能面临被美国扼杀的危险,德国政坛有人形容美国此举是对德“经济宣战”。问题是,美国正在成为欧洲的问题,而欧洲至今缺乏解决问题的办法,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北溪-2”有可能成为欧洲对外关系中的屈辱符号。
近来的数据显示,即使受新冠疫情影响,中欧经济关系仍展现出了强劲的活力和互补性,这意味着,双方关系远远好于一些媒体和政治人物的感受。德国涉华舆论近期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是积极的。应该看到,中欧关系关乎双方发展全局,绝不仅仅是“一个议题的关系”,不应狭隘地看待,更不应给它套上意识形态的枷锁,其丰富多元的特性要求各方理性全面地加以观察、塑造与呵护。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作者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