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以来,建国70多年以来,我们在国际传播方面,经过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5-1949年),借助外国人之手,传播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抗日主张和民主治理的情况。主要贡献者包括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美观察组成员等,取得破冰成果,让外界对我党我军有了初步了解。
第二阶段(1949-1978年),设置专门的国际传播机构主营对外宣传。贡献者:外文局各杂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交部等,但宣传效果不佳。这并非因为从事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不努力,而是西方对我们长期封锁打压、我们对外界长期隔离造成的。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外宣服务于改革开放,从更客观的角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用更多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贡献者:外文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有外交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网络新媒体等。虽然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得以传播,但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远远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仍不乏用对内的话语和叙事习惯对外说话。我们仍不得不在西方媒体和政客不负责任的攻击后,被动地出来辩驳。受西方舆论影响,欧美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在我们做了无数工作后,不升反降。这一现状显然不能满足改革开放的需要,更不能满足民族复兴的需要。
我们应该重构我们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注意,我这里提到的是重构。话语体系我们已经构建,只是不够有效;我们需要重构更有进取精神,更具攻击性的话语和叙事体系。
几十年来,我们受够了西方媒体和政客们的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造谣生事的无耻行径。几十年来,我们面对这些谣言和无端指责,一次次辩驳,疲于奔命,却成果寥寥。
是什么时候,主动出击,成了西方的专利?现在,我们的对外话语体系应该鼓励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可以有效地拒敌于国门之外,消减对方对我们的攻击力度。
主动出击,我们从来不乏“弹药”。美国的控枪问题,窃听问题,种族歧视问题;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问题,各种丑闻不胜枚举。
主动出击,我们要下功夫研究问题所在国普通民众的心理,有的放矢。日本冲绳的美国基地问题,韩国的萨德导弹问题,这些问题都深深牵动着所在国家民众的心,点把火,就可能燃烧,主动出击工作做好了,可以使对手自顾不暇。
主动出击,我们要有专门的人才。学者们要提供“弹药”,媒体中应该有专门的人员机构从事调查研究。我注意到环球时报和中国日报等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探索,但还远远不够。
主动出击的“弹药”也可以来自于情报部门。美欧擅长于此,我们为什么自废武功?“据情报部门某不愿具名人士透露……”听上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本文为作者参加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与同济大学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研讨会上发言的主要观点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