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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

一、我国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新发展的博大主题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特别是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讲话后，我国正在全面构建和大力推进国际传播新体系的建设。其间，如何进一步传播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及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取得的成绩，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已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偌大课题。

当前，中国已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形成了中国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观,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但在向世界推介阐释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与成就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甚至招致西方质疑等多重挑战。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对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理念和运作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我国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课题。我们讲的生态文明跨文化传播，主要指涉及生态文明的各种传播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认同的过程。其鲜明特点主要为：在跨国界（跨区界）、跨政体（跨意识形态）、跨语言的“三跨”中实现的跨文化传播行为。

二、我国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理念更新的多种维度

面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面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传播，要着力提升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要立即调整；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对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做法要彻底摒弃。在这方面，有三个理念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关注。

（一）我国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尚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不仅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而且还关乎全球的生态安全。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为世界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尚缺乏完善的国际传播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五位一体”社会总布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极端的重要性。面对世界复杂形势和全球发展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一国或几国问题。但是，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如此重要的国际传播任务，我国尚缺乏构建国际传播体系的浓郁意识和创新举措，对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往往停留在注重一般性的报道层面，远没上升到体系建设的高度。

（三）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尚缺乏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与生态文明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相对应的是，我们尚缺乏建构起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国际话语体系。要努力学会建立起一套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并使之在国际传播中产生效果、发挥作用。要切实防止生态文明国际传播中的“自我陶醉、自言自语、自说自话”问题现象。我们要防止堕入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中国模式论”（陷入让世界各国来效仿中国做法的误区），我们要始终强调我们是在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

三、我国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运作体系的多方集成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构建起一个科学、规范、有效的国际传播运作体系。这不仅是现代国际传播格局重构的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要做到有效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传播感召力和影响力，就要求我们要尽快地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体系的“多方集成”。在这方面，实现“七要并举”相当重要。

（一）要确立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议题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真正共同体”，它是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所达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是人的本质复归的真正表现。这种主体性的回归，一是国家层面，二是个人层面。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应该也必须确立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议题的强烈主体性。如在“双碳”等重大问题上，我国的“主体性”正在得以很强地显现，其国际传播的良好效应相当巨大。

（二）要建构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议题的整体框架。确立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议题的主体性，除去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介入”甚至“不懈斗争”外，也要学会建构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议题的整体框架。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是一个偌大的谱系，我们应当有国际传播议题的全面设置和整体推进能力。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山、水、林、草、湖、沙、滨”等皆在其间。

（三）要创设我国生态环境国际传播议题的叙事技巧。讲好中国生态文明的故事是创设我国生态环境国际传播议题叙事技巧的根本。要加快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如我国云南大象“北迁”议题的良好叙事表达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四）要搭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全媒体矩阵。媒介化社会的真正来临，其实质是人类交往方式的伟大革命。“媒介赋权理论”等理论正在日益作用于社会。我们要认清传播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倾力搭建全媒体的国际传播矩阵，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传受同构”。在这方面的许多理论，如“第三代议程设置理论”等皆有时代新解。李子柒、阿木爷爷、丁真等案例在国际传播上的成功，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五）要设计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立体管道。传播学某种意义上就是研究信息的不均衡分布以及意义的产生与变异的领域。因此，要在官方沟通管道畅通的前提下，将社会沟通管道、民间沟通管道等都作为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重要领域，并以“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予以实施。尤其在“人人皆媒”的时代，这些极为丰富的传播管道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传播中充分彰显。

（六）要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有效性。生态文明国际传播要从泛众传播到精准传播，改变整齐划一的“一视同仁”的传播方式；要从广义社会传播到阶层社会传播。注重社会分层理论，改变传播中不分社会阶层的传播格局；要针对不同国别、地区制定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多种策略，从多国一策到一国一策；从一国多策到一层（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一策甚至是一人（重要人士和意见领袖）一策。

（七）要注重我国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国际合作。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的现实，让世界日益瞩目的同时，也让一些国家在表面积极应和之下，心存许多疑虑。如果我们常常以独自的方式举行生态文明国际交流活动，也可能带来一些甚至是较多的猜忌。我们要尽可能多地与国际组织进行生态文明国际传播的交流与合作，这样的传播的效果将会更好，如“库布其沙漠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作者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公共关系协会

关键词： 国际,传播,生态,文明,我国，中国公共关系协会